纪实纪

1995年美院毕业前，我那时最大的愿望是留在杭州做一个中学美术老师，后来跑了几个学校没有下文，就干脆听天由命了。毕业下乡实习的时候，痛痛快快地从西北下到西南玩了一趟，回到学校已经超过了返校日期半个月。教务处给我看两张纸，其中一份是正准备发到昆明公安局的寻人求助函，另外一张写着几个招人单位的名单。其中有一个名叫《街道》的杂志社，想要一个美术编辑，也就是排版，这个单位的地址写着深圳大学内。那时都说深圳搞的是资本主义，是个花花世界。我就说去。果然是个高效率的城市，去了两天，第一天见了主编，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就低头写了一个介绍信，让我第二天去转户口，我的关系啊户口啊就落在那儿了。再回到学校搞毕业创作。我的专业是版画，这个专业的好处是你不必像别的专业的学生一样把时间耗在画室里。我得承认我还是一个好学的学生，我最爱去的地方除了女生宿舍，就是学校的图书馆。

但是在图书馆我没有注意到有关“纪录片”这方面的资讯，“录像艺术”都是一个很新鲜的词。一说到拍片，一定是说胶片。我那时有一台傻瓜相机都觉得是宝贝，拍电影，我觉得还不是在我未来的生活版图中的。

毕业之后，我没有像预料中的去深圳做一个美编，杂志社直接派我来了北京，说是“出个差”，我提着个包来了。之后就呆了三年半。在胡同的寒风里憧憬南方温暖的花花世界，一开始我觉得很失望。因为在北京，我是唯一的杂志社的职员，上班下班都在我几平方的小屋里，所以我几乎像一个失业盲流。但值得安慰的是，我拿着比北京一般职员的工资高几倍的“深圳工资”。

后来才知道《街道》杂志真的是深圳一个区的一条街的办事处的，我在北京有段时间像无头苍蝇一样在街头乱逛，我的“工作”真的名副其实。实在很无聊了，就开始写小说。写得累了，我就去找两个哥们玩，一个是邱志杰，他是我们这辈人中最有学养的艺术家，也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到现在还是，也许变本加厉了。96年他开始搞来一些国外的“录像艺术”的资料来给周围的朋友们看，大家都觉得这是“新媒体”，虽然他现在不认可这个概念，但是，那时“录像艺术”真的很新。“新”对年轻人来说有种魔力，加上邱志杰当时对此媒介的专注和狂热有很大的辐射力，再者，好朋友在一起玩一个游戏，这也是很自然的。我通过十几道关系借来一台松下M9000用2.1大录像带的模拟摄像机，就在邱志杰的房子里拍他当时的女友的手，那只手模仿翅膀在简陋的房间中飞来飞去。想来比较简单，只是发泄一下在那个年龄很正常的彷徨和幻想交织的情绪，这是我第一个录像作品《飞吧，飞吧》。

我当时另一个去处是美院同年级的杨福东在美术馆对面租的一个小房间。他天资超常，那时已经对拍电影着了魔，而且对胶片满怀纯洁的感情。我那时还仍然觉得这个梦想像海王星一样遥不可及。但是我们喝下几瓶啤酒之后就开始觉得那颗星星就近了很多。有梦想和啤酒的日子多美好。他开始写后来拍成了胶片的《陌生天堂》的剧本，冬枣那么大的字写了两页。如果过几天去看，也许会增加一两行。可能我最终看到了的有四页。这部才气逼人的影片后来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他从此名声大振。

那段时间，因为我还写一些小说，所以还有些文学圈的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彭希曦。1998年有一天他说要去精神病院拜访他很敬仰的诗人前辈食指，问我要不要去，他要我帮他把这“历史性的见面”拍几张照片保留下来。我觉得这么重要的会面应该拍一些动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我找来一本食指的诗集来看，觉得其中一首《疯狗》可以拍成一个短的戏剧，所以我改变了计划，从邱志杰那借来一部Hi8的模拟DV机开拍了。《食指》这个既不像纪录片也不像剧情片的所谓“试验纪录片”（这是我对“纪录片”无知的产物）拍了半年，直到我被通知杂志社已经解散，必须离开北京，就只好停机（要不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结束）。这个片子唯一能体现我的硬功夫的是我把镜头端得超乎寻常的稳，以至于别人都以为我用了三角架。那时能同时把摄像机和三脚架都借到是我不敢想象的。

我对毕业后没有去深圳直接来了北京这个偶然事件感到幸运。我本来会成为一个十分平庸的美编。但是因为我在一个适当的时候错过了深圳，以至于我获得了“拯救”。“70年代后”文学、“新媒体”“新纪录片”、“录像艺术”、“新摄影”、“观念摄影”，这些崭新的名词似乎划出了一个中国文艺“新的开始”的时代。在那个时候，只要你做了一点，就很容易浮出水面。其中带来的一些虚荣的声誉，也会激励你继续做下去，只要你愿意继续穷下去的话。

1998年底我终于到了深圳。除了它有“花花世界”的名声，还有“文化沙漠”的别称。没有文化的花花世界？呵呵，它对我还是非常有吸引力。这儿充盈着和北京不一样的巨大的欲望，几乎是原始的生机勃勃的活力。虽然远离了“文化中心”，我并没觉得有任何不适。我凭着找亲戚借来的一笔钱的底气，很果断地拒绝了一家电视中心的优厚待遇成了一名真正的失业者。我又开始上午写小说、下午在街上各个地方游荡的生活（顺便在拍一组《木木》的照片，我可能拍了上千张），小说也开始在几个重要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正当我顺利地迈向成功的实验小说家的道路上，我花光了所有借来的钱，甚至为钱发愁到半夜惊醒，头发都竖起来了。我只好接受深圳电视台一个制片人的邀请，去那搞一个新频道的策划。唯一的好处是他们买了一台DV机借给我“工作”用。那时正值电视台搞可爱的体制改革试点，我们拿着全台最低工资，也没什么实质的工作可干，角色是充当改革试验的“小白鼠”。

我这只“小白鼠”参加完各种各样的会议之后，就带着DV溜出去。我开始拍在街上遇到的各种人，其实是我迷恋他们的各式各样的生存状态，因为大部分是我不可能体验的。我遇到某个人，也许我看见他的时间也就是几分钟，但此刻的状态却不是孤立的，是他处境中一个历史性瞬间。或者说，如果每个人的一生是一部电影，我在街头捡到的是他的一小段“胶片”。

虽然电视台也声称要记录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这些没有所谓的“事件性”和“新闻性”的生活，电视台是不可能拍的。拍了也没有观众看。而我为什么要拍呢？我想大概是首先是出于好奇，我想知道别人的生活，而所谓“事件性”往往把最真实的常态生活遮蔽了。大爆炸并不那么吸引我，而更愿意自己去发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在平常之中“小小的爆炸”，这让人有种若有所获的激动。我认为有很多街头的摄影家是这么工作的。

很多人觉得我是一个喜欢虚构的人，比如1998年的一个作品叫《吸管人》，认为是我凭空虚构了一个不存在的人种，其实在那个时候关于克隆人的报道非常多，而且关于强弱的国家和阶层等双方的“吸”与“被吸”的关系在很多文章被讨论。“吸管人”的想法就是从现实中来的。

比起虚构，纪实更能吸引我。当然，每个人都有一套纪实的方法。我喜欢充满想象力的纪实。想象难以生长于现实之外。我无法凭空想象出一个老人在街上独行，每走一步之前都会手持拐杖在空中划一道弧线，也难以想象一个瘦弱忧郁的中年妇女在超市门外抱着一团空气独自跳舞，也不能导演出一群民工对着一台正放映着港产片的电视机各自绽开的生动的表情。就算你能想象出这些情节，也不能想象出他们面容上的痕迹和身上的气息。

从1999年到2005年我不知道拍了有多少条，2004年我选了一些出来做成一个片子，最初叫《人的几分钟》，后来改名叫《片刻》。近两年也有一些人做了类似的片子。现在我觉得这样的拍摄该是一个段落了。也许我开始对别的东西更感兴趣了，另外也觉得把这些片段组合成一个片子并不合适，有一种罗列的简单化，找不到一个有力的理由来证明这些片刻组合在一起有“脊椎般的紧凑”。现在我开始把它们重新独立出来。它们更适合单独的凝视。

我在很多地方都拍下所遇到的一些人的片刻，但是最多的是在深圳。我躲在一些墙角，建立了和这个城市隐秘的关系。

在深圳电视台基本上无所事事地呆了大半年，没等到他们体制改革的成功我已经心怀退意了。正好凤凰卫视旗下正在筹办的一个周刊的主编，是深圳电视台的智囊团外援成员，他看到了我写的那份频道的策划方案，于是把我挖过去了，同样，我让他们又满足了给我一台DV摄像机的要求。我在这份时政杂志干的时间最长，有5年之久。每天都能接触到社会各个层面大量的消息和观点，还有我妻子（那时是女朋友）正好也很关心政治，我们之间经常会就一些问题讨论。我对时政问题和百姓疾苦更为关心起来，这无疑对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除了拍《片刻》，还拍了一个纪录片《空笼》，一个在我楼下遇到的奇怪的流浪女孩，她唯一的财产是一只空的破鸟笼。我就拍了一天半的时间，第一天一直跟着她拍，像一个执著的尾随者，第二天早上拍如何去寻找没有了踪影的她。但是很多人说它看起来还不像是个纪录片。那几年我还做了一些录像短片、摄影和装置作品打发日子。

2004年，深圳的艺术家储云跟我说他在酒吧看到一个“反串”演员，是个男孩，但可以说就是“女孩子”。我被这个关系搞糊涂了。过了几天，我和他兴致勃勃地去看“她”的表演。“她”又带我去见了“她”的“姐妹们”，我对自己的无知感到十分惭愧，便决定通过拍一个记录片补上这一课。我和我妻子一起工作，她和“她们”更有姐妹的亲和力。大家相处非常愉快，他们都是酒吧的“反串”演员，唱歌，跳舞，还能自己编些小品。

拍了一年时间后，我听到我的“纪录片同行们”有几个都在拍这个题材，便想，一定没必要再多我这一个纪录片了。于是我没有再拍下去，把那些带子放进一个铁盒里。但是我还是经常和他们一起喝酒，有一天，大家喝高了，谈起了同性恋电影，没想到他们看了这么多，而且评论很专业。我发傻了，说我没看几部，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拍一个，你们都是专业演员阿。他们说好啊，一起玩。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金瓶梅》了，就说：拍三个身体都是男人的女人的故事吧。对这种说起来很绕口的性别关系，我自认再也不糊涂了。我回家写了3页剧本，字比冬枣还大。给他们看，就这些了。他们看起来很高兴，表演发挥的空间很大阿。

我选了他们其中三个最有女人味的，分别叫香香、平儿和丽君，片名就最后叫《香平丽》了。我想拍出来的是，“他们”作为更多的“她们”，和普通人一样，有可爱之处，有烦恼、有痛苦、有梦想。平儿那段时间想以后要和他男友结婚，但是要瞒过男友的父母，便决定去做隆胸手术。我便跟去海南一家医院拍。在摄像机的影响下，整形医生也决意要做一对完美的乳房出来以便宣传。他说服平儿接受了一对他原本不敢奢求的“大波”。我没敢去手术室，便让助手去拍摄，等我看到“她”的时候我吃了一惊。平儿说以后打死也不会让他老公以外的男人摸这对宝贝，但是我可以例外。我是第一次摸到男人的乳房，真的是特别的体验。

这个片子把想象的和纪实的混杂在一起了。本来就难以分清楚这两者。当这个片子在某个学校放映的时候，有个学生问：这里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说：你觉得你看到的是真的就是真的，觉得你看到的是假的就是假的。

真的东西难道在那只铁盒子里？